2007年6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大会上，贵州荔波与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一期）”世界自然遗产项目，通过大会审议表决，成为中国第6个世界自然遗产，实现了贵州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呈现夕阳云海景观

2018年7月2日，随着梵净山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短短14年时间里，贵州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施秉喀斯特、梵净山4处亮眼“成绩”，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单元。　　

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播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亦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稀资源，世界遗产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超越了国家界限和时空界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遗产如同皇冠上璀璨的宝石，佐证着贵州践行“两山”理念、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大成果。

 

贵州遵义赤水市佛光岩丹霞地貌

薪火相传

2001年，贵州省世界遗产申报管理办公室（设在省建设厅）成立，通过组织专家团队多次考察喀斯特地貌，确定遗产预选地的区域，组建工作组全面开展资源调查和资料收集，贵州省申遗工作进入快车道。　　

2004年以前，“中国南方喀斯特”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更不知道它的价值所在。但国际上对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加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呼声却很高，与此同时国内科学团队对中国南方喀斯特申报展开的前期调研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2004年8月13日，我的老师杨明德作为中国喀斯特学家，正在为荔波喀斯特是否具备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而奔走。不曾想，在驱车赴荔波考察途中出了车祸，因公殉职。”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熊康宁教授说。　　

就在那一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建设部在昆明举办了世界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研讨会。会上，国内外专家针对中国喀斯特的地域分布情况，提出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中国喀斯特”名称改为“中国南方喀斯特”。昆明会议之后，贵州一方面成立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最高层面的协调机构，另一方面重新组建申遗专家团队，时年46岁的熊康宁临危受命，接过老师的衣钵，作为申遗团队的首席专家开始了自己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的不解之缘。　　

“老师鞠躬尽瘁，那个时候我心想，一定要完成他的梦想，因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不仅是老师的事业，更是贵州的事业。”这条路，熊康宁一走就是10余年。从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施秉喀斯特到梵净山，因为长期的野外工作，申遗团队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科考路上遇到黑熊、差点失足跌下悬崖、带高危病况坚持野外考察等惊心动魄的故事。但熊康宁与其所带领的申遗团队，科学严谨、坚韧不拔，克服了申遗路上一道又一道难关。　　

“按照标准，每一次申遗我们的专家团队都要提交十多套申遗材料，经过国务院总理签署后才能走出国门。随着一个个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是有意义的。”时至今日，已经年过六旬的熊康宁每天依然有忙不完的工作，因为贵州还有好几个地方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

 

施秉云台山

智勇兼备

在业界，对申遗工作有一种比喻，称其为“屠龙之术”，形容无比困难且机会稀少。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申遗之路，便始于2007年的一次“闯会”。　　

2006年12月，建设部和湖南省牵头组织粤、湘、赣、闽、浙5省的9处丹霞地貌，联合捆绑申报“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此时，贵州正在全力冲刺“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一期申遗的工作。　　

2007年8月，“中国南方喀斯特”申遗成功后仅1个多月，贵州开始全力推进赤水丹霞申遗工作。无论是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申遗团队10天内拿出一份厚达148页的高质量申遗文本，还是省建设厅与省世界遗产申报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湖南、北京等地，争取建设部、湖南省建设厅及相关专家的支持，都是为了在2007年11月四川峨眉山举行的中国第三届世界自然遗产大会上，赶上中国丹霞申遗的“末班车”。　　

这是中国丹霞地貌在国际大会上的第一次亮相。会上，曾应邀考察过赤水丹霞的澳大利亚砂岩地貌专家罗伯特博士在发言时，表示希望介绍一下原本没有进入报告行列的赤水丹霞，但现场翻译并没有译出这句话。　　

“抱歉，主席先生，刚才翻译不完整，我能否做一下补充？”一位“80后”青年女学者站起身说。她叫肖时珍，地理学硕士，时任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讲师，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一期申遗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被打断的会议主持人“瞪”了一眼这个唐突的小姑娘，有点挑衅地说：“好啊，那你来翻译。”　　

年仅26岁的肖时珍并没有退缩，她坐到了主翻译台上，从美学标准、地球历史、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精准地翻译起了罗伯特博士对于赤水丹霞的阐述。事后肖时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这是中国丹霞第一次在国际专家面前亮相，如果不争取，赤水丹霞的申遗很可能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正是这次“闯会”，为赤水丹霞叩开了申遗大门。在建设部、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8年6月，赤水丹霞终于进入“中国丹霞”申遗总项目。当年8月，中国丹霞申遗总文本审查会在福建泰宁召开。熊康宁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赤水丹霞作为由西北强烈构造抬升丹霞地貌区向东南构造运动相对稳定甚至下沉的丹霞地貌区过渡地带，是青年早期高原峡谷型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这一给予赤水丹霞确切定位的论述，稳固了赤水丹霞在中国丹霞系列提名地中的地位。　　

2010年8月2日，赤水丹霞与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6大著名丹霞地貌区组成“中国丹霞”项目，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表决，成为中国的第8个世界自然遗产。受益于这次申遗，今天的赤水人在介绍家乡的时候，大多能够讲出“青年早期丹霞地貌”这样专业的词汇。

 

荔波小七孔拉雅瀑布。 张文黎 摄

任重道远

73%的喀斯特地貌与90%的高原山区，构成了贵州与生俱来的自然优势。北部的大娄山、中南部的苗岭、东北部的武陵山脉、西部的乌蒙山脉构成了云贵高原大斜坡上的生态阶梯，从海拔2900米到147米，无数山岭在这巨大的落差中折叠交错，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在境内奔流不息，造就了这片无比立体、多变、复杂的神秘之地。　　

历史上，这种“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曾制约着贵州的发展。但如果从世界自然遗产的角度来看，“欠发达”意味着没有大规模的人类开发活动，恰恰暗合了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对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可以说，贵州4处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申报，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随着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贵州独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被推向世界，带来众多游客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压力。《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严厉制止破坏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随着关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越来越完善，贵州的4个自然遗产地均制定了相关地方性法规及管理办法，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等。　　

遗产地的保护除了法律约束，更要靠公众的自觉践行。　　

借鉴国内外管理模式，贵州依据保护对象的形状分布、价值重要性、展示需要和社区利用的必要性等标准，将遗产区分为遗产地、缓冲区，利用遗产地的品牌，发展缓冲区及周边相关县乡的生态产业，以实现缓冲区及周边的发展与转型。　　

“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可以说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在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冬看来，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40年历程，是将当地村民放在遗产地和社区发展的中心位置，通过启发村民的思路，让他们主动参与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工作计划和决策，找出自身力所能及的、符合他们需要的发展项目，使他们成为自然遗产保护的主力军。　　

近年来，贵州通过开展遗产保护教育和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大众保护意识，通过加强遗产地社区居民参与实现共管，使得社区居民在具体的行为上发挥示范、监督和规范作用，以社区特有的方式保护世界自然遗产。　　

除了发展缓冲区及周边生态旅游和山地旅游，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外，贵州还通过制定补助和优惠政策，开展生态补偿；引进新能源，降低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促进遗产地可持续发展；让当地居民参与遗产地保护工作决策，让居民有主人翁感，主动为遗产地保护贡献力量。　　

“世界遗产属于全人类，我省的自然遗产越多，我们的保护责任就越大。”熊康宁说。　　

海龙屯　申遗路上跑出“加速度”

傍山而立、巍峨逶迤的海龙屯，坐落在遵义老城以北的龙岩山上，至今依旧完整保留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是中国西南土司城堡的代表。其建于险峰之上，南北环水，下临深渊，前有铁柱、铜柱、飞龙、飞虎等关卡拒敌，后有双重瓮城防御，建筑构造与山形完美融合，是中国古代“因山为城”的典型案例。　　

海龙屯的申遗之路是既艰辛坎坷，又充满着睿智的历史抉择。作为中国48个世界文化遗产中从申请到通过审议耗时最短的一个，可以说这次申遗的“贵州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代表着中国申遗的国家速度。　　

2012年4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体广电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海龙屯。春夏多雨，冬季潮寒，当时海龙屯的各种条件都很简陋。在这样的条件下，李飞与韩文华、谢长勇等5名队员在海龙屯上驻扎下来。　　

日以继夜地清理、比对、复原、研究，考古发掘工作是寂寞的，但发现却是惊人的。半年后，新王宫的开掘初见成效，考古成果成功入选2012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使得海龙屯一跃成为全国考古焦点。　　

在推进考古工作的同时，省文物局坚持不懈地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考古成果和申遗优势。最终，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贵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作为2015年中国申遗唯一项目，联合申遗。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文物价值的研究和提炼，遗址的保护和监管，环境景观的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利益相关者认识的趋同等，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在当时联合申遗的3处遗址中，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发掘起步最晚，与早已着手准备的湖南老司城遗址相比，工作进度上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不拖后腿，从省到区的申遗工作负责人纷纷立下“军令状”，相关部门全面按照申遗工作要求，梳理出了申遗工作中的征地拆迁、供水供电、文物保护、交通改造等28个项目，明确了主管单位、推进时间。　　

    与时间赛跑，一场申遗攻坚战打响。　　

    海龙屯地势险要，山高坡陡，这给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带来巨大困难，施工材料只能人挑马驮运上山。马不停蹄地抢工期，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前提下，通过结构矫正、病木更换、屋顶修缮等方式，确保了文物安全，成为国内同类文物修缮的典范。申遗工作事无巨细，包括屯上的垃圾桶，都要求彰显文化特色并与环境协调。   

    可以说，海龙屯遗址的成功申遗，是贵州各级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与时间赛跑，用意志比拼，在申遗路上跑出的“加速度”。这不仅是中国古老土司文明重见天日的文化胜利，也是贵州各级干部群众在真抓实干中，对历史文化资源深度发掘保护，积极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编辑 何涛编审 杨仪 杨韬